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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边参加两会一边为病人做手术 已非第一次(图)

原标题:他一边开两会,一边为病人做手术

来源:大白新闻微信公众号

3月6日中午,一台高难度的双肺移植手术正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手术室内紧张进行,主持这次手术的是我国著名的肺移植专家、江苏无锡市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

作为医生,他常年奔走于全国各地医院为患者进行手术,与死神赛跑;作为老师,他让更多的医务工作者深铭“肺”腑,掌握熟练肺移植技术,尽医者之责;作为人大代表,他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就器官移植提出建议,为民请“命”。

“边参加两会边做手术,已非第一次”

3月6日,作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陈静瑜完成一台双肺移植手术后又匆匆赶去参加代表团会议。在此之前,提前赶到北京的他已经为两名患者做了肺移植手术。

边参会边为病人做手术,对于陈静瑜而言已不是第一次。去年两会期间,他曾抽空做了三台肺移植手术,既在会场鼓与呼,又在医院做手术,这位“手术台上的人大代表”广受媒体的关注。

为什么在开会期间还要为患者做手术?“病人的生命第一位的”陈静瑜这样回答道。由于求救的患者数量非常多,加上脑死亡爱心器官捐献时间不确定,医生救死扶伤更是没有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病人的生命永远要放在第一位。

此外,作为一个医生人大代表,他通过人大代表的履职,在患者与政府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陈静瑜:“我可以代表他们来呼吁,代表他们来发声。从最开始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最终成为实实在在的朋友。

“我的朋友圈会对患者开放”

虽然陈静瑜每日的行程安排十分紧张,但他仍会空出时间积极与患者进行交流谈心。“我的微信朋友圈基本上对尘肺病人都是开放的,他们可以加我的微信”,他如是说。

陈静瑜:我很善于跟病人来交朋友,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父母都是工人,他们给我遗传下来的基因,让我和这些底层的老百姓在一起会产生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

然而,让陈静瑜感到无奈的是,因为肺移植费用昂贵存在高风险,有时候他不得不面对因手术失败而导致的医患纠纷。“肺移植死亡率在20%,每做10个病人就有两个病人要死掉。每个病人都有很强的求生欲望,很多人最后不愿意看到人财两空”。

每当一位病人做完移植手术,无论成功与否向他致以感谢,“谢谢他和他的团队尽心尽力的救治”,这对于陈静瑜而言是最大的支撑。

“我要把患者的‘肺腑之言’带上两会”

1985年,陈静瑜来到无锡市人民医院做胸外科医生。2001年,他远赴当时肺移植水平最为先进的加拿大多伦多总医院,进修学习在脏器移植中难度最高的肺移植技术。那时,中国的肺移植领域近乎一片空白。2002年9月,回国后的他完成了第一例肺移植手术。时至今日,陈静瑜和他的团队所做的肺移植手术占到全国总量的2/3,成为国内肺移植领域的领跑者。

为了让更多的患者通过器官移植延长生命,从2008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开始,陈静瑜已经连续多年在全国两会上就器官移植提出建议。

为了确保移植器官的顺利转运,他在2015年全国两会上提交开辟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建议。2016年5月,国家卫计委、民航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专用绿色通道的通知》,自此,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机制正式开始实施。

人体捐献器官专用绿色通道具体如何运作?“假如广西南宁有一个爱心捐献,在机场医护人员可以走安检绿色通道,有器官转移任务的飞机可以优先起飞。到达地面后,专门的转运车直接送到高铁站,搭乘最快的一趟列车到达无锡的医院,整个过程是一个链条衔接”,陈静瑜如是说。

“医术无界限,我想在全国推广肺移植”

从2002年完成第一例肺移植至今,陈静瑜已经完成了600多例肺移植手术,被患者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

全国的肺病患者纷纷慕名到无锡求治,为了让北方的患者减少路上奔波的风险,无锡人民医院和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签署医联体合作项目,从2017年3月开始,陈静瑜兼任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肺移植科的主任,后又兼任胸外科主任。无锡北京来回奔波主导手术,成为陈静瑜工作的常态。

如果哪一个医院或医生想拿到肺移植的国家资质准入,他都会竭力帮助团队开展肺移植手术的培训和学习。

他表示,“医术没有国界,多伦多把肺移植技术无私教给了我,我回来以后要把这个技术再教给我的同行。我现在最想做的是把肺移植在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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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连续三年为脑死亡议案发声

7日,全国人大代表、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今年,他再次建议加快脑死亡立法。这也是他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为脑死亡议案发声。

谈到立法目的,陈静瑜很坚定:“脑死亡立法绝不单是为了器官移植,它有利于维护死者尊严,体现了人类在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等观念上的进步,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还能大幅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满足司法实践需要。”

陈静瑜认为,对于脑死亡的判定,临床上的国际标准已经很明确,早在15年前国内也有了临床上的标准。“脑死亡已被科学证实是不可逆转的死亡,病人脑死亡以后,就没有了自主呼吸,抢救脑死亡者对患者起死回生没有任何意义。”

陈静瑜说,很多病人来医院救治时,通过脑电图等仪器已经确定脑死亡。但在抢救过程中,医生为其插了呼吸机,看到病人还有心跳,家属都不愿意放弃,陪着病人一直耗到心肺功能衰竭。这个期间,病人会花掉很多治疗费用,自费病人甚至需要几十万元花费。

“脑死亡者不但加重了病人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耗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陈静瑜表示,ICU病人的费用是普通病房病人的4倍,在ICU抢救无效而死亡的病人的花费又是抢救成活病人的两倍。目前大医院ICU一床难求,大量资源耗费在100%不可救活者身上,真正意义上需要抢救的病人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据了解,脑死亡概念产生于法国。1959年,法国学者在第23届国际神经学会上首次提出“昏迷过度”概念,并开始使用脑死亡一词。目前,“脑死亡”概念已经被世界医学界广泛接受,全球大概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脑死亡立法,承认被确诊为脑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其社会功能终止。

陈静瑜表示,通过三年的呼吁,人们对脑死亡的接受程度在发生变化,现在已有六七成的家属,愿意在亲人脑死亡后实现其捐献器官的遗愿。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开始有公民的心脑死亡器官捐献。2016年,全国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器官11296,比2015年提高近50%,占累计捐献总量的41%。2017年,超过5000多个心脑死亡的病人做了器官捐赠,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病人属于脑死亡情况。

“这几年,人们开始关注脑死亡立法,病人和家属也逐渐认可它,我们已经有了群众基础。”陈静瑜表示,脑死亡立法是大趋势,卫生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迫切呼唤脑死亡立法,脑死亡应尽早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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