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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以“人”为本的考古学

人类起源示意图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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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光明日报》(作者:王明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编者按:“让死人说话”,是法医的工作;“让死了成百上千年的人说话”,是考古学家的本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对出土人类遗骸的研究,获取珍贵的历史信息,已成为越来越多考古人的共识。事实证明,这种真正以“人”为“本”的考古学,确实可以“让死了成百上千年的人说话”!一个新兴的考古学分支——人骨考古学正逐渐走进公众视野。

提到考古学,大家一般会想到金银铜铁玉等遗物,房址、墓葬、窖穴、灰坑等遗迹,动物、植物、环境、年代等科技,冶金、制玉、制陶、建筑等工艺,而对人类自身的考古却很少提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众对人类自身的遗骸比较忌讳,不愿提及;另一方面可能是大众认为人类遗骸无古可考,除非出现像湖南马王堆汉墓的“老太太”或新疆罗布泊的“小河公主”一样轰动眼球的遗骸。但是,考古遗址出土的人类遗骸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考古发掘,尤其是墓葬发掘中,人类遗骸是最有可能大量出土的遗物,尤其是在一些被盗墓葬或平民墓葬中,人类遗骸可能是唯一的出土物;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人类遗骸本身的考古已经越来越得到重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了考古同行和普通民众的极大认同。人类遗骸本身有古可考,大有可为。由此,诞生了一门专门从事人类遗骸考古的学科——人骨考古学。

1.人类化石是人类起源研究的不二选择

考古学门类繁杂,与人类起源有关的研究方面,人类化石是最重要的考古材料。对它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是最有可能解决人类起源问题的途径。

目前为止,东非地区是古人类化石材料最丰富、形态最具多样、时代最早(距今约400万年以上)和跨度最大的地区,也是人类起源研究最重要的地区,对这些人类化石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直接诞生了“人类起源非洲说”这一科学论断。同时,中国境内发现的距今约200万年的云南元谋人、重庆巫山人和距今约50万年的北京人化石的发现与研究,使中国也成了人类起源研究的重点地区。实践证明,人类化石材料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不二选择。每一块人类化石的发现,都能在全球人类学界引起轰动,《自然》和《科学》等刊物也纷纷刊载相关的研究成果。

如今,中国人类化石的研究已经摆脱了100多年来使用的单纯的形态学研究方法。不同领域学者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对人类化石材料开展高精度CT扫描、三维复原、骨骼切片、显微观察、分子生物学等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并与相关学科开展整合研究,以期全面解决人类起源问题。因此,人类起源研究离不开人类遗骸自身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可能是唯一的、可用的考古材料。

2.通过遗骸认识古代社会

TA是谁?TA处于什么社会?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有什么习俗?健康水平如何?……对人类遗骸的研究可以认识古代社会的许多方面。

研究古代墓葬最重要的是要确定墓主人的身份。首先要弄清楚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龄。在没有墓志的情况下,唯一可以依靠的只能是人类的遗骸。

与法医学类似,人类学家可以通过有限的人骨骼特征判断死者的性别和年龄,这对认识古代社会的结构和婚姻制度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考古遗址中经常出现各种形式的合葬墓,其中墓葬主人的性别可能会对认识当时的婚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性别墓葬的形制、葬俗葬制、葬式、随葬品等的变化可能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财富的占有、社会文化习俗等密切相关。

人骨反映的年龄问题也是古代人群主要的特征之一,它直接影响不同群体的社会结构和寿命指数,也间接反映不同社会的发展水平和人群的健康状况。人骨研究显示,在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过程中,人类的寿命普遍呈增长态势;进入工业社会,人类的寿命又呈现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不同区域和文化的群体,受到遗传、环境、饮食等影响,人群的年龄结构和寿命指数也不同,这些数据是不同社会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在缺乏文献材料的古代社会,性别年龄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发掘出土的人骨资料。

古代人类健康状况是人类学和考古学方兴未艾的研究领域,在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人骨是唯一可使用的研究材料,同时也是研究人类健康史和医疗史的重要材料。人类的很多疾病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利用现代医学知识,对比古代人骨标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人群健康状况的差异,并研究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和背景,这对现代医疗体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人骨研究发现,渔猎采集经济人群口腔疾病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农业经济的人群,农业人群传染病和慢性病的发生率较渔猎采集人群高得多。不同经济模式下人群健康状况的差异可能暗示了,古代人群健康状况的某些指标在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过程中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但同时,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稳定的食物供应,养活了更多的人口,人口寿命得到延长,社会复杂化加剧,促进了向文明社会的过渡。这些人骨研究成果可以帮我们重新思考不同经济模式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

现代社会不同人群和种族间的肤色、发色、体型等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外在的差异受到基因的影响。基因具有相对稳定的生物遗传结构,除非出现种族灭绝或大规模的混血,否则基因会以相对稳定的形式传递下去。考古发现,人类骨骼的形态在基因的作用下呈现千姿百态。例如,男性的骨骼相对粗壮厚重,女性骨骼相对轻薄纤细;中国北方人的骨骼相对较为高大,华南地区的骨骼相对较为细小;北方人的鼻孔较高且狭窄,南方人的鼻孔较低且宽阔;东方人的面部多扁平,新疆西部古代人的面部多较为突出等。这些差异有些是种族的差异,有些是不同族群的遗传差异。对人类体质特征差异的研究形成了人骨考古学的重要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发现,豫西、晋南、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人群具有较为相似的体质特征,他们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和青铜时代的主体居民在遗传结构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甚至与现代华北、华南地区的一些人群较为接近。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中国人的外在形态特征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基本奠定了,古代中国人与现代中国人在主体遗传结构和体质特征上具有一脉相承性,这也是中华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根源之一。在这方面,人骨材料功不可没。

3.多学科考古让人骨成为无法替代的信息源

现代考古学提倡“无科技,不考古”,提倡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多技术的合作研究,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尽可能多地“榨取”考古材料提供的各方面信息,这是现代考古学发展的要求和必然结果。人骨材料也是各学科、各领域学者争相“榨取”的对象,对古代人骨的研究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其他材料无法替代的信息。

几千年前的人们主要吃什么?TA是原住民还是移民?在《国家宝藏》第三季殷墟专题中,专家们为我们解读了人骨可能提供的各方面信息。除了性别年龄、形态特征、健康状况等信息外,人骨资料为我们提供古代人群饮食结构、迁徙、来源、遗传信息等诸多内容,这对我们全面认识和复原古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不同食物结构产生不同的同位素比值,根据“我即我食”(I am what I ate)的原理,可以复原不同人群的食物结构。人骨的稳定同位素研究发现,史前时期北方地区人群食粟和黍的比例较高,长江流域人群食稻米的比例较高,沿海和内陆地区居民食用海产品和陆生动植物的比例不同;商周时期,高等级贵族肉食资源比较丰富,平民食肉量较低等。食物结构的差异与经济模式、生存环境及社会地位等密切相关,也是了解古代社会的重要途径。

牙齿和肢骨的不同的锶同位素比值,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个体或人群出生与死亡之间的地域关系,是否存在迁徙、迁徙规模大小,以及古代社会的发展程度等。青铜时代早期的二里头遗址人骨锶同位素研究发现,作为当时的中心大都邑,二里头遗址的人群流动性非常高,有超过20%的人群是从外地迁入的,这比我们现在有些中小城市的人口流动性还要大,反映了当时二里头遗址的社会地位和发展水平。

目前,古代人骨的研究重点在古DNA领域,这是新世纪以来新兴的研究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技术的进步,古DNA研究可以帮我们解决传统人类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古DNA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我们从生物学角度解决“世界三大难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利用微量的古代人骨资料,古DNA技术就可以很快地确定墓葬主人的生物学身份、他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以及他与相关人群间的遗传联系等。古DNA研究的进步也不断突破传统人类学的认知。过去我们认为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与我们现代人之间没有遗传关系,而最近研究发现,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之间有2%~4%的遗传联系,现代人类身上的一些遗传性生理或心理疾病可能与尼安德特人基因有关。2020年,青藏高原东北部白石崖溶洞的夏河人下颌骨化石古DNA研究,明确了白石崖洞中丹尼索瓦人线粒体DNA,进一步证实丹尼索瓦人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侧。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人骨研究技术的进步,古代人骨资料提取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在考古学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近二十年来,古代人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专业机构不断增多,研究技术不断进步,研究手段不断更新,研究理念不断发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人骨研究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中的地位,以及民众的认知程度不断得到提升,研究价值不断得到升华。2020年底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人骨研究已经单独设立了课题。我们相信古代人骨研究的重要性会得到更高的认同,研究道路也会越来越宽阔,古代人骨研究蓬勃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光明日报》(2021年07月14日12版)

机器头条新闻 news.ji-qi.com)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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